中华民族的世纪巨变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没有被西方列强的侵略、封锁和高压政策所吓倒，中华民族奇迹般地从极度衰弱、备受屈辱的困境中重新站立起来，大踏步地走向繁荣富强，终于把“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变为现实。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暴风雨般的革命洗礼。千百万人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并不是由于“急躁”，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所决定的。革命是在和平的方法行不通的残酷现实下无数志士仁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回顾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又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只有大胆地往前闯，在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才能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动荡剧变的世纪，又是空前发展进步的世纪。这一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几千年，是人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对中国来说，这个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国家从极度衰弱、备受屈辱到奇迹般重新站立起来、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一百年。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沧桑巨变走过的路，许多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总结前人取得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当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蹒跚地走过了整整六十年。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太大的刺激。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被割弃，还要向日本缴付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此后，西方列强把中国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纷纷扑来划分势力范围。他们的报纸上，起劲地议论着“瓜分中国”的问题。翻开二十世纪的第一页，展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令人痛心的图景：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抗行动，英、俄、日、美、德、奥、法、意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军队在城内洗劫三天，把北京城区划分为各国的占领区，强令居民悬挂这些国家的国旗。这种状况延续了整整一年，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告一段落。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四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并且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民族，在近代却落后了。辉煌的过去同衰败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使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的生活格外觉得难堪而无法忍受。“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便是孙中山先生在一八九四年喊出来的。它体现了当时无数爱国者的共同心声，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成为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强大敌人的重重压迫下，要使中华民族从这种近乎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崛起，实在太艰难了。有些没有骨气的人曾经灰心丧气，以为中国处处不如人，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中国的先进分子却从来没有灰心过。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他们是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脊梁骨。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这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称霸东亚的野心，对中国进行规模空前而极端野蛮的侵略掠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铁蹄所到之处，当地各族人民都沦为连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的“亡国奴”。大家清楚地看到：离开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根本谈不上的。这就毫不奇怪，当人们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不管是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彝族、藏族，还是其他许多兄弟民族，都同样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外来的横暴侵略，把中华民族更加紧密地凝聚成一个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人民出自内心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中国人民正是在实际生活中逐步熟悉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在成立的第二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这以前，中国人还不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认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支持八年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这个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地方，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自由经营、领事裁判、海关管理等种种特权，自然地被一一取消。耀武扬威的洋人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真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说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庄严的宣告，这强烈的感情，没有经历过中华民族那段苦难生活的人也许很难完全体会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备受苦难和屈辱的中国人终于挺身站立起来；多少年来国家四分五裂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不再存在；一向遭受压迫和践踏的劳苦大众和普通人，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人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振兴中华”的口号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和解放，这只是走了第一步。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发展，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巩固的，更谈不上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了。中国人以空前的热情，用三年时间恢复了遭受战争惨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始投身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去。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尽管中间犯过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总的说来，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物质技术的初步基础，成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成为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任务还十分艰巨。“振兴中华”这个几代中国人共同向往的理想，依然需要我们付出顽强的努力。

多少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可是，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内，中国人一直在进行革命，集中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这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走入了“误区”？无数先烈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是不是多余的？当然不是。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有一段很扼要的话：“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事实清楚得很，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奋起革命？千百万人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决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便能这样做，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人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看看这条路是不是有可能走得通。正是在这种心情下，他到天津去向李鸿章上书。但李鸿章连见都没有见他。最后的希望化为泡影，他便义无反顾地去组织兴中会，发动反清革命。当清政府被推翻后，他又几次想全力投入实业建设，特别是从事铁路建设，但无情的现实一再把他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这条路根本无法走通。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地鼓吹改革，但方法仍是温和的。他主张要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至引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次年，他在给蔡和森等的信中才表示：那种“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意见，“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的结论是：“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后来要拿起武器展开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也是在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不能坐以待毙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反抗。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把为什么中国先进分子要作出革命这种选择的原因说得很明白了。

当然，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而且要彻底得多，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展开大规模建设以后，再搬用以往革命时期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已经根本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但是，也不能把我们按照当前现实规定的做法搬用到近代历史上去，认为当时的革命是多余的，甚至以为它对建设起了破坏作用，似乎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倒会更早些到来。这种看法实在十分可笑，讲得客气一些，至少是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今天根本不同，同样是不从实际出发的。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没有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的奋斗并取得成功，就谈不上今天的现代化建设。

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离开“探索”这个重要特点，许多事情便很难讲得清楚。

为什么这种探索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国家有着许多不同的特殊性。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样进行革命和建设，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外国的模式无法照搬过来，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来。严峻的现实，又不允许中国人慢吞吞地走，甚至常常没有给你许多时间去从容应对，必须大胆地往前闯，在实践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

“事非经过不知难”。很多在事后看起来似乎十分清楚的事情，当事者有时却觉得左右为难，会感到迷惘。这就像一艘行驶在没有航标的海域中的船那样，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水面，不知道哪里潜藏着浅滩、暗礁和漩涡，稍一不慎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周围的环境又瞬息万变，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未知数，包括许多不确定的变数。既然是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探索前进，自然不可能预先有一个先验的完善的方案，不可能事前把什么都看得很清楚。许多事只能是看准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跨出步子。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甚至会跌得头破血流。即便是出于好心，只要所做的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同样要受到惩罚，甚至是严重的惩罚。问题只在于：力求不犯大的错误，更加重要的是，在犯了错误后，要能自己起来认识和纠正错误，更好地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领导全国人民，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这是自古未有的了不起的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遭受过两次大的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使革命几乎濒临绝境，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此不行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党正是在认真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自己起来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子，赢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又犯过两个严重的错误：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许可而不切实际地急于求成；另一个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它们的集中表现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吃够了苦头以后，经过自己起来拨乱反正，党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震惊世界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这样讲，自然不是原谅我们犯过的错误，只是说对事情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采取分析的态度。从前一点说，如果我们做得好一些，更加谦虚谨慎一些，可以使错误尽量减少，或者改正得更快一些。从后一点说，人们总是要通过实际经验，才能对复杂的客观实际逐步取得比较深刻的认识，“吃一堑”后应该能够“长一智”，不再重复曾经犯过的错误。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不熟悉的或没有认识到的事物还很多很多，仍需要继续在探索中前进。探索是没有尽头的。但由于已经有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今后的探索有可能进行得比过去顺利些。